●高等教育进入“大提高”阶段，尽管仍然需要政府的引领和推动，但必须由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走向以大学为主体的治理，由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规模发展走向以学术权力为主体的内涵质量提升。

  ●当前的高等教育转型，一方面意味着大学在“大建设”基础上的新发展，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大学精神的回归。

  随着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学习、认识和实践，高等教育改革与可持续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大学对高等教育的科学、持续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自身的“内功”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练好“内功”是高等教育转型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也获得了蓬勃发展。总体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可分为“大扩招”、“大建设”、“大提高”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正处在从“大建设”到“大提高”转型的一个极其关键的时期。

  自1999年起，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扩招”发展阶段。以1999年为例，当年招生160万人，比1998年增加了52万人，增幅高达48%。“大扩招”对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我国高等教育总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求学愿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巨大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毋庸讳言，与此同时也带来了高等教育资源“稀释”等问题。

  与高等教育“大扩招”相伴的是众多高校的“大建设”。这里说的“大建设”包括校区基本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和科研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但主要是物质条件建设，特别是高校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以大学新校区、大学城为显著标志的“大建设”，大学的办学空间得到扩大，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条件得以改善。但是，高等教育的外延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大学内涵建设的不足。

  随着“大扩招”、“大建设”的陆续结束，大学内涵建设的不足、教学水平的亟待提高等问题立即凸显出来。办学规模的剧增、办学空间的扩大，乃至多校区办学等带来一些管理方面的困难，对传统的大学管理模式提出了历史性的挑战；与此同时，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提升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对优质教育资源有了更高和更为迫切的要求。所有这些，都使得我国高等教育转入“大提高”阶段成为必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高等教育无论是“大扩招”还是“大建设”，都是政府在特定的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并由政府主导和推动实现，大学主要扮演着积极参与者、具体建设者的角色。而高等教育进入“大提高”阶段，即内涵建设和办学水平的大提升阶段以后，尽管仍然需要政府的引领和推动，但必须由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走向以大学为主体的治理，由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规模发展走向以学术权力为主体的内涵质量提升，这就更需要依赖大学内部的努力，需要大学练好“内功”。

  练好“内功”必须改善大学内部治理

  大学要练好“内功”，必须凝聚和发挥全校师生员工的力量。因此，如何探索并依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积极改善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理顺各类关系，协调好内部的各种人力资源，是当前大学所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大学作为高等教育事业单位，办学有其特殊性。其一，要遵循教育规律，适应国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其二，要遵循学术准则，开展科学研究，传承和创新知识；其三，要开放办学，服务社会，具有强烈的社会公益性；其四，承载着传播先进思想文化，培养合格接班人等政治任务，等等。由于大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这些特殊作用，再加上大学的内在组织结构较为复杂，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的宏观指导，社会组织需要加强对大学的有效监督。

  对大学的内部治理来说，一个关键抓手是要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逐步走向以学术权力为主体的内涵质量提升。我们必须明确，不同层次的大学，管理模式是不同的。研究型大学，面向科学问题，采用矩阵管理模式，以工作任务为目标，管理重心在小组，具有促进学科交叉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科研氛围；教学研究型大学，面向事业发展，管理重心在学院，可完成设定的总体任务，但不利于学科交叉；以学校为主导、由学校进行垂直管理的，是以教学为主的大学。

  要认识到当前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在大学内部还不协调。随着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实施，高校办学自主权在不断增加。但是，在大学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两者之间的矛盾历来存在。实际上，学术权力是学术人员拥有的权力，主体是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员，有利于维护学术自由；行政权力是行政人员、机构保证学术目标实现的权力，具有整体性，能够提高大学运行效率。

  目前，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处理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学术权力弱化，教师参与管理不强，具体体现在受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影响较深，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副教授在学术组织中所占的比例太小，学术组织活动也不定期，等等；二是行政人员或机构拥有太大的管理权；三是学术单位行政化，官本位意识浓厚；四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混淆，两个范畴之间缺少明确的界定。

  高校应努力推进管理重心下移，促使学术系统与行政系统相互协调。要在促进大学发展、实现办学目标这个前提下，规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同时，本着提高效率的原则，学术系统与行政系统要适度交叉。此外，还要提高管理人员素质，促进沟通和了解。大学管理重心下移后，也有利于提高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近年来，南京师范大学在一些学院做了诸多下放学术权力的试点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与此同时，学校还在推进以“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依法治校”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一步练好学校治理的“内功”。具体来说就是：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一步完善学校管理体制机制建设；把学术权力进一步下放到学院，并完善学院党政领导分工负责制度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探索成立学院教授委员会，完善教代会制度建设，为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提供制度保障。南京师范大学获得“全国校务公开先进单位”的殊荣，是与长期以来教职员工主动参与学校管理密不可分的。

  练好“内功”呼唤传统大学精神的回归

  当前的高等教育转型，一方面意味着大学在“大建设”基础上的新发展，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大学精神的回归。大学练好“内功”的主要标志，就是大学要有真正的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的回归，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回归大学的学术本位。大学之所以“大”，不仅仅是因大学有大楼，更重要的是要具备做好大学术的平台，拥有传授大学问的大师。在高等教育“大建设”阶段，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大楼。高等教育转入“大提高”阶段之后，大学要回归学术本位，不仅要成为知识传承的“集散地”，还要成为知识创新的“策源地”，自觉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

  其二是回归大学的育人功能。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始终坚持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应成为大学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学校的主体是学生，大学是否真正以学生为本来思考大学的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和管理方式，尊重学生的选择权和发展权，促进他们的个性化发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当前，大学要练好“内功”，既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也需要大学积极改善内部治理，并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